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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十年前的神預判

  投資人  2020-05-21 00:00:00
作為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躍升的國家,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機會。

中國的增長奇跡沒有劃上歷史的句號。已經取得的成績讓人振奮,但它畢竟是階段性的歷史成果,作為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躍升的國家,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機會。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達到或超過5000美元,發展的協調性大大增強,國內市場規模全面擴大,社會和諧程度逐步提高,發展前景是非常樂觀的。但是中國發展也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發展前景甚至存在兩種可能性。站在這歷史十字路口,發展中國家走勢分化的歷史教訓需要深刻汲取,對中國未來新的挑戰需要準確界定。

寫到這里的時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法國駐華大使高毅先生約我共進晚餐,那時康德蘇先生剛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退職?档绿K回憶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時,要迎接新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到國際貨幣基金做慣例拜訪。從白宮到國際貨幣基金有十五分鐘車程?档绿K苦思冥想,試圖提出一個讓新任美國總統在十五分鐘回答不完的問題,以避免路途無話可說的尷尬。他問的是,總統先生,您最近經常思考的幾個問題中,哪一個問題不斷出現?克林頓思考片刻后說,我想是中國,如果中國實現城市化和轎車進入家庭,中國和世界會發生哪些變化?于是克林頓開始了他擅長的推理。果然直到終點新總統的話還沒說完。

克林頓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美國應當如何應對?他顯然是站在全球視角考慮問題的。今天當中國已經成為大國開放經濟體之后,我們顯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樹立全球視野,做些更長期的展望。我們的確需要歸納一下,在我們這個十幾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實現現代化,將會面臨哪些主要的機會和挑戰。經濟發展的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未來中國的變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國家和自身歷史的重復和再現。和早期發達國家不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復合型而不是線性的,隨著時間推移,挑戰不會簡單化而是更加復雜,但機會將伴隨挑戰同時出現。

在諸多反復討論過的課題中,我想特別提到三個長期問題:

01 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和中國經濟的定位

無論世界經濟格局如何變化,全球化進程都在加快,中國作為大國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動性都在全面加強,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國與30年前已經大不相同。當中國決定對外開放時,世界流行的是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資本自由流動和放松管制,勞動和資本相對價格的變化使全球制造業資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國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憑借比較優勢自然融入全球分工體系。

但是今天,世界經濟生產要素的長期供求格局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使對初級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時,受資源儲量、土地面積、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初級產品供給出現價格剛性制約,這使得初級產品價格變化進入了結構性加速上升期,依賴于少數大國最終市場的亞洲模式受到挑戰;另一方面,不斷增加的全球生產能力和全球市場空間狹小的矛盾突出,這使得自由貿易體制在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沖擊下已經殘缺不全。另外,發達國家虛擬經濟的發展,使投機式的發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升級,全球金融體系變得十分脆弱,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結構加快升級的國家不斷面臨金融危機的挑戰。更嚴重的問題是,全球氣候變暖成為不爭的現實,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將引發水源斷流、難民劇增、糧食供應不足等涉及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問題,這使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在復雜國際環境下,中國同時面臨自己獨特的課題。從宏觀格局看,國內儲蓄和消費高度失衡使得過大生產能力高度依賴國際市場,這種增長格局的可持續性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已經不復存在。特別是最近幾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約70%的水平,風險和成本都在明顯擴大。從長期供給條件來看,過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發展模式使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源和環境壓力。石油和部分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的進口是長期現象,水和土地已經成為最稀缺的自然資源。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點出現得過早。

總之,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國內資源稟賦相匹配。

在新的環境下,中國要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努力走出一條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建立新的產業體系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

02 城市化模式和生產力空間布局

在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和國際化這四個趨勢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復雜的命題。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市場化的平臺和國際化的舞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城市成為市民,是消除二元結構的根本出路,也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更重要的是,正確的城市化道路選擇是實現國家糧食安全的保證,我國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在城市和農村同時實現適度規模經濟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選擇。

記得1993年參加達沃斯論壇,我參加經濟政要的圓桌討論。我是職位最低但是被提問最多的官員。會后,新加坡總統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廣東音很重的國語對我說:“劉鶴,中國最大的挑戰是城市化,10億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變世界,但是你們的壓力將是史無前例的!崩罟庖f的是正確的。圍繞城市化和大規模人口轉移,過去30年我們遇到多少復雜的挑戰和難題?糧食安全、農民利益、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社保制度、轉移勞動力素質、政府考核方法、財稅制度、社會穩定甚至人權問題。2008年初的南方雪災表明,由于缺乏區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規模勞動力長距離流動性就業,是造成雪災發生后交通堵塞的結構性原因。中國的基本國情使得生產力布局的長期供求關系遠離均衡點,城市化模式的戰略選擇必須是國家行為。但是,自然經濟思維和利益分割的實踐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在過去30年,我們大約轉移了不到3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卻占用了將近10億畝的農田,城市化付出的代價十分昂貴。在城市化模式選擇上的猶豫,使得分工、專業化協作、規模經濟、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生態等觀念的實踐都面臨很大困難。

回顧近300年現代化的歷史,世界經歷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興起,這是工業化和分工深化的結果,我們沒有趕上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擴散,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們經歷了這一次浪潮,但是對此有所誤解。目前全球開始了第三輪城市化浪潮,主要特點是通過強化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網絡聯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國際競爭力。這個趨勢在倫敦、巴黎、柏林、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東京、大阪等城市開始起步,大城市獲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對這些新趨勢和國內城市化進程挑戰諸多的背景,從戰略上,我們需要認清潮流,從我國人多地少的實際出發,按照建立主體功能區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從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發展規劃,對混亂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應做好政府事權劃分、財稅、住房、教育、社會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設計,培育和創造符合中國在全球經濟定位的大城市圈。從戰術上,需要接受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病”的教訓,審慎和負責地處理各類現實問題,在建立城市功能區、接受大量轉移勞動力和治理大城市帶來的噪音、空氣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決社會難題等方面走出符合國情的新路徑。

03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強教育

經濟增長、合理分配和可持續性是發展概念的基本內涵。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則是高層面的終極目標。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已經實現了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的階段性目標,一個人口數量逐步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正在出現。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這個階層的比重還是偏低,可能不足20%,難以支撐國內消費需求擴大和社會長治久安。為擴大“有恒產、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階層創造條件,是實現國家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重要標志。因此我認為,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數的目標。國際經驗也表明,建立好的社會階層結構至關重要,但是難度超過實現高速增長,因為增長的相關變量是快變量,而中等收入者穩步上升需要創造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更多,有很多是慢變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個過程中甚至充滿陷阱。

國內一直討論拉美教訓問題。拉美的情況比較復雜,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過專題調研,我發現國內對拉美教訓有很多誤解。所謂的“拉美教訓”并不是被人們輕信的結論和判斷,全球化、市場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訓的元兇。拉美國家真正的教訓是,在軍政府向所謂的民主政府轉化過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義的辦法拉選票,放棄財政紀律和產權保護原則,做出各種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諾,致使通貨膨脹加劇和外債高筑,造成政治和經濟周期的大起大落和兩極分化。更為深層次的是,因為缺乏中等收入者階層的理性制約,才導致了拉美民粹主義的嚴重情結。在拉美訪問時,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員們向我介紹,總結以往教訓,發現忽視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員大量失業,造成貧困的再生且惡性循環。但隨后發現,國家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質量超過公立教育,教育質量差別又轉化為巨大的收入差別。而造成教育質量差別的原因,是公立教師激勵不足。他們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一旦進入兩極分化的陷阱,要花幾十年的時間才能走出來。他們的話是意味深長的。

十分清楚,使廣大低收入者轉變為有固定職業、有房產和努力向上的中產者,是避免中等國家陷阱的戰略舉措,是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實現這個目標不是靠補貼和社會同情所能解決的,有時為了勞動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長期利益,因為這些做法往往使勞動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歸于社會,而忽視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勞動者具備適應市場競爭和全球環境變化的能力和韌性。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過:“一個哲學家和一個街頭搬運夫的差別,似乎不是由于天賦、而是由于習慣、風俗和教育產生的”(當時哲學家處于社會頂層)。改變落后的習慣,加強教育和提高教育質量,是減少貧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照樣可以在東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環境將完全不同。

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指出:“現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兩極之間不斷增長的交互關聯:一極是全球化的諸多影響,另一極是個人素質的改變”。我們的教育要使個人心理和能力素質適應全球化的變化,應當更加強調兩個不可分割的內容,首先是價值觀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備仁愛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強心理教育和引導,使社會公眾在經濟結構和社會轉型加速時期逐步具備心理平衡能力,從自滿、焦慮、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會和諧的情節中得以超脫。其次是增強適應國際市場競爭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其內容服從國家總體戰略定位的調整。這是減少收入差距和適應全球化發展挑戰的基礎,也是形成國家創新能力的保障。知識界應該增強社會責任,激發勞動者的創業之心,而不是制造對市場機制的恐懼。從國家全球戰略角度看問題,發達國家的老齡化和人口萎縮同時出現,人力資源即將成為短缺資源,人力資本是未來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因此,我們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視教育。創新是教育的函數,教育發展好了,創新成果將接踵而至。最近,比爾蓋茨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唯一的優勢是通過開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優秀人才,轉化為創新的優勢。目前,我們的確看到了發達國家培養的人才向我國回流的趨勢,我們需要抓住這個機會,在發達國家享受中國人口紅利之后,享受一次發達國家提供的教育紅利。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我一直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當我看到美聯儲不斷降息和對金融體系注入大量資金之后,我感到了真正的危機,因為挽救的對象是本應受到懲罰的不道德行為。在全球化曲折發展的形勢下,中國的確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墻,這就是真正擴大內需,穩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加強教育,推動城市化的有序發展,使中國成為市場規模巨大的創新型國家。這不是門羅主義或孤立主義,而是在開放前提下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理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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